撰稿：新闻与传播学院 易法万
一、武昌贡院——湖北文脉所系
长江之南。武昌。
被人们称作“武汉文艺第一街”的昙华林，游人穿梭，流连于一幢幢充斥着历史气息的建筑物中。闲来无事时，我也曾呼朋唤友，到此饮茶聊天，或陪外地朋友在这一带转悠，“显摆”一下湖北的文化底蕴。
沿着昙华林西头得胜桥走不多远，有一条火炬路，这里有一所名气较大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其实，这条路历史上称作“西卷棚”，与东面的“东卷棚”合起来叫做“贡院街”。
那么历史上的贡院在哪里呢？正是武昌实验中学的校址。这里有一座牌楼，上书“惟楚有才”四字。贡院街，是明清以来武昌、湖北乃至于华中地区文脉之所在。沧海桑田，白云苍狗，贡院在历史风云变化中渐渐被后世淡忘。
贡院街设立学府历史悠久，宋初设县学，后设州学，明洪武年间始建贡院。据《湖北通志》记载，清顺治年间，武昌新府学落成，时湖广巡抚林天擎耗时两年重修武昌府学，于1657年题写“惟楚有材”匾额，悬于武昌贡院牌楼。后贡院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牌楼未能幸免。咸丰八年，重修贡院与牌楼，曾国藩重题“惟楚有材”匾额。
贡院是明清时期湖北、湖南“乡试”唯一场所。乡试每三年一次，应试者数千，录取（中举）仅三十六名。在当时，贡院被人们视作飞黄腾达、光耀门庭的圣地。
据传说，清代有一位外省籍京官巡视时看见“惟楚有材”匾牌，心气难平，精心撰写了一幅上联：“磨大眼小齿嶙嶙，吞粗出细”，挂在贡院前公开征对。京官的上联刚贴好，街上一卖白菜的小贩随即对出下联：“称直钩弯星朗朗，知重识轻”。京官心里暗自叫绝，可还是不服气，又遥指蛇山上的黄鹤楼再撰一联：“宝塔矗矗，七层四面八方”，但小贩已无意理会，摇着手走了。京官见了哈哈大笑，以为自己难倒了小贩。陪同他的湖北籍考官拱手说：“大人恐怕不知，湖北这个地方有用手势对哑对的规矩，其实他已把下联告诉您了。”京官追问下联是什么，考官不慌不忙，捻须脱口而吟：“玉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京官听闻，哑口无语。
贡院门前有一条青石路面的横街，原名东卷棚、西卷棚，是贡院文武官员停轿之所和考棚。湖北商业中学堂在辛亥革命之后，经历几次更名易址，迁到西卷棚办学多年。
二、湖北商业中学堂——张之洞札设，报部立案
自清末始，武汉成为一座政治风云会聚、战争烽火连天的城市。战火的破坏，再加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大迁徙、1949年大逃亡，导致大量档案资料损毁、遗失。关于湖北商业中学堂创办的具体情形，以及学校历史中的若干悬疑，只能凭着可查到的有限资料来进行还原。
据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湖北学务公所史料记载，湖北商业中学堂由张之洞札设，光绪卅四年（公元1908年）报部立案。
札，又称手札，是清朝地方行政主官发布命令、指示所使用的一种文体。所谓“札设”，指的就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发布的《札商务局劝集商款在汉口创办商业学堂、商会公所》，可以理解为张之洞亲自给湖北巡抚以及商务局相关官员直接下达指令，要求在武汉建立一所商业学堂。
为什么是报部立案，而不是奏请大清皇帝批准呢？这与清末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直接相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清政府设立学部，正式宣告我国历史上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结，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开始。学部成立后，各省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府、州、县设立“劝学所”，以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按照清末的教育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归学部直管，中等及以下的学堂则由各省新设的提学使管理。所以，湖北商业中学堂应是1907年由当时的湖北提学使受命于张之洞而设，次年向清廷学部申报备案的。
为什么张之洞只设商业中等学堂，而不是像自强学堂（武大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农前身）、湖北工艺学堂（武科大前身）那样，设为商业高等学堂呢？经分析，这应是张之洞立足于湖北实情兴办商业教育的苦心孤诣使然。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伊始，即在湖北全面铺开改革大计，但他面对的实际情形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的紧缺。督鄂期间，他计策百出，因事因地制宜，多方筹措资源，修铁路，向外国借款，不惜背上“卖国”骂名；办工厂，兴农桑，他采取“官督商办”模式，尽管后世评价说他遏制了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在当时不失为有效的举措；办教育，在清廷财力困匮之下，除了自掏腰包捐建学校，更是大力向民间力量求助，使得湖北在中国近代就有了一大批新式学校。
张之洞并不像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那样歧视商业，在睁眼看西方的过程中他反而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照得商务实富国之基，泰西以商立国，有商学以考各物制法、各货销路、各国嗜好、各业衰旺，……。现欲挽回利权，即应创设商学、商会，以资启发。”到任不久，张之洞即指示江汉关道仿照西欧各国的办法，设立劝工劝商公所。1893年，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以缓解人才困局。1898年，指示各府州县设立通商公所，并将汉口的劝工劝商公所改为商务公所，并在1900年改组为商务局。1904年，设两湖劝业场，同年设传审公廨，以解决商务纠纷。
张之洞一直想建立一所专门的商业学堂，但奈何情势不给力，武汉本地商业资本弱小，商会组织号召力不强，在他将要结束湖广总督之任时，湖北商业中学堂才得以问世。笔者与几位编纂校史的前辈曾做这等猜测：湖北尽管有汉口这样的商业中心，但商业实力仍然有明显局限，故而，务实的张之洞只同意设立商业中等学堂。
三、黄绍箕——呕心沥血追师尘
湖北商业中学堂创立之初，设址于武昌东厂口。
东厂口因位于阅马厂（清军马队操练和检阅、校阅之所，今人称之阅马场）东面出入口而得名。这里北依蛇山，南临长湖（今紫阳湖），地势高阔，风景宜人，成为张之洞兴办新学的首选宝地。湖北农务学堂、自强学堂都曾在此处设立校址。
说起湖北商业中学堂，我们不应忘记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黄绍箕。正是他殚精竭虑，亲自督办，才有了湖北商业中学堂问世，令张之洞在行将离鄂赴京任职之前得偿夙愿。
黄绍箕（1854～1907），字仲弢，号鲜庵，浙江瑞安人，与张之洞渊源深厚。其父黄体芳曾任两广、两江总督及督办商务大臣等职，与张之洞是同榜进士。黄绍箕19岁时受业于张之洞门下，后又娶张之洞侄女为妻。黄绍箕在政治上主张变革维新，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交往甚密，助其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参与上海强学会的发起筹备工作，并与梁鼎芬等草拟章程；赴上海参与组织强学会分会事务，任康氏组织的“保国会”常议员、讲宣员，积极推动维新。他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对张之洞产生了一定影响。张之洞赴任湖广总督次年，黄绍箕丁忧在家。张之洞赏识其才情学识，聘为私人幕僚，后任职湖北提学使。
后世评价黄绍箕，认为他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教育思想家。他毕生以教育为主要职志，提倡废科举、办新学，视教育为“身心性命之事”。1898年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大力进呈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并奉命饬下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行，实行劝导。清廷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黄绍箕首任总办，方案、规条多出其手。他认为，中国废科举后欲立新教育制度，必先研究教育史，遂悉心编著我国第一部教育史——《中国教育史》5卷，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教育学说和西洋教育原理。任湖北提学使期间，黄绍箕躬身力行，坚决贯彻张之洞的教育主张，使得近代湖北新式教育有了迅速发展，领一时之风骚，但也致使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引起全国学界震动。
黄绍箕在审定湖北商业中学堂的课程体系时，充分体现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遵循张之洞起草、清廷统一施行的“癸卯学制”，招收年满13～15岁高小毕业生，攻读预科两年、本科三年，修业年限共计五年。预科课程共有修身、中国文学、算术、外语、地理、历史、格致、体操、图画，每周授课30小时。本科课程包括普通课和实业课两个部分，普通课有修身、算术、体操、中国文学，实业课程有商业地理、商业历史、外语、商业理财大意、商事法规、商业簿记、经学、日文、经济学、商事要项、商事实践。本科每周授课时数限制在34小时以内。
四、首任校长——“民国一枝梅”
湖北商业中学堂深受湖北新式教育发展之惠，师资力量蔚为可观。创办之初，湖北商业中学堂共有教职员39人，直接任课的教师37人。师资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聘请的日本籍教员，有三四人；二是选用张之洞早年派赴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三是督府开办的商业讲习所培训的师资；四是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方言学堂毕业的优秀学子。湖北商业中学堂以日籍教师和留日学生为教师主体，承担商业实务课程，对学生施行近代商业知识和技能教育。
这一时期的教师中，代表性人物当属湖北商业中学堂第一任校监（即校长）杨汝梅。
民国会计史上有两个领军人物，竟然同姓同名，都叫杨汝梅。一个是留学日本、民国官厅簿记与审计改革开拓者、银行会计现金收付记账法开创者——湖北随州杨汝梅，另一个是留学美国、专研会计理论、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的河北磁县杨汝梅，二人并称民国会计“二枝梅”。湖北杨汝梅年长河北杨汝梅近二十岁。
湖北杨汝梅（1882～1966），字予戒，随州（今随州市曾都区）均川籍，清末举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八年，学习财政学、商业学专业。归国后受聘为湖北商业中学堂第一任校监，清末曾任度支部主事。北洋政府时期历任财政部制用局会办，审计处第三股主任审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财政部赋税司科长，审计院审计官兼第一厅厅长，主计处主计官兼岁计局副局长、局长，工商部会计处会计长，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教授，中国计政学会常务理事、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财政部参事。著有《近代各国审计制度》《论审计制度》《新式银行簿记及实务》《新式官厅簿记及会计》《民国财政论》等。
杨汝梅与我国近代知名会计学者、会计师制度创始人谢霖（中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同时倡导新式簿记，与徐永祚（民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正明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共创银行会计现金收付记账法，在新中国税算会计、商业会计中一直沿用至九十年代。我国著名会计大师杨时展教授评价杨汝梅在会计理论方面的贡献时说，在蔡锡勇和谢霖先生之后，“以杨汝梅（予戒）等先辈的著作为代表，……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饮誉世界。”
五、始于西卷棚的省立“高商”
辛亥革命后，湖北商业中学堂在政权更迭中经受磨砺和洗礼，不断改换校名，更易校址，直到迁入贡院街西卷棚。在这个历史时期，学校大多时候简称“高商”。由于人才培养质量较高，学生毕业后就业谋生容易，“高商”成为荆楚大地一个响亮的教育品牌。
民国二年（1913年），湖北商业中学堂按照新学制改称“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校址迁至武昌熊楚楼原北路高等小学堂（张之洞创办的学校之一，今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民国十四年（1925年），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进行改制，更名为“湖北省商科高级中学”。
1927年，全省中等学校改组，“湖北省商科高级中学”与省立二中、三中、工科高级中学、汉阳五中合并为“省立第二中学”，设商科、工科和初中普通科。当时人们习惯于将省立第二中学商科简称为“二中高商”，高中商科6个班设在汉口，初中6个班则安置在武昌西卷棚。
1935年，民国政府颁行《新学制课程纲要》，“二中高商”再度改名，称为“湖北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商”），高中商科由汉口迁往武昌西卷棚，与初中部合并。1938年日军进攻湖北，“高商”与全省大中学校西迁恩施。抗战胜利后，“高商”回迁武昌西卷棚，直到新中国成立。
写到此处，笔者脑子里响起明代诗人杨慎的词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冬去春来，草长莺飞，昙华林又该热闹起来了吧？人们在这里能感受到隐藏在现代建筑中的贡院的气息么？
